工党衰落：早已注定的政治失败？

英国工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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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labour/2021/09/labours-lost-future-the-inside-story-of-a-20-year-collapse

工党的迷失之路：二十年逐步衰落内幕

作者：哈里·兰伯特（Harry Lambert）

译者：马尚玉

法意导言

英国工党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随着不断发展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在历次大选均取得佳绩，于1945－1951年，1964－1970年及1974－1979年执政。期间工党政府推动大力为公用事业和主要工业进行了国有化，并设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推动免费医疗及教育，使英国逐渐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后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代表所领导的保守党上台后，开始推动部分企业私有化，她抛弃了二战之后的所谓“共识政治”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减少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多数国营事业实行了私有化，劳动力市场也变得更具弹性，在财政上采用货币主义政策，英国经济最终走出了长期“滞胀”的局面。1997年英国大选，工党再次取得压倒性成为执政党，结束保守党18年的执政，取得执政权。然而，伴随21世纪的到来，工党却一蹶不振，在2010年联合政府的建立背景下，工党席位日益减少，身份始终徘徊于在野党。本文主要介绍了工党酿成今日局面的十个主要诱因。本文是发表在2021年9月《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所作关于“工党的迷失之路”专题期刊上的文章，原题为“工党的迷失之路——二十年逐步衰落的内幕”（Labour’s lost future: the inside story of a 20- year collapse）。作者哈里·兰伯特（Harry Lambert）是一名英国记者，作为《新政治家》的特约记者，近年不断致力于研究英国内政。

2001年，复兴的工党一举拿下412个席位；如今只占据199个席位，究其根本在于前领导人、大臣与主要顾问们酿成的十出悲剧。

二十年前，工党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顺利连任，仅失去6个席位，贡献412名议员。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保守党继续全盘皆输，在1997年失去大半席位的基础上，只在2001年增加了一个席位——166个。

直到2001年，工党成立以来从未连续执政超过六年的局面才被打破。这是一次连胜，标志着新工党的高光时刻。协调工党选举的道格拉斯·亚历山大（Douglas Alexander）评价这次胜利将带来工党更加广泛的霸权地位，一举在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大获全胜。这样的局面似乎证实了约翰·格雷1997年的说法“保守党统治下的英国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轮到工党失去一大半的席位。尽管7月工党在巴特利和斯彭选区的补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可以平息部分指责，却未能掩盖今天的工党只有199个议员，比20年前少了213个。与此大相径庭地，保守党自1997年以来每年都在增大其议员数量，到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赢得了43.6%的选票份额（363个多数席位），是曾经工党布莱尔也未能企及的高度。（笔者注：保守党获得43.6%的选票，获得56.2%的多数席位；工党获得32.1%的选票，获得31.2%的席位，共650个席位）。

那么，工党是如何一步步失去话语权的？该党20年来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变化的后果，还是可以追溯归因于个人的决策错误？为了找到答案，本刊《新政治家》采访了20多位关键人物——从前领导人、部长到高级顾问。通过采访，我们是否能够总结出造成工党崩溃的十个关键时刻？

如果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试图解决问题，就应该挖掘工党长期衰落的根源。自一月以来，他的个人支持率从39%下降到26%。当我们 6 月份在巴特利和斯彭选区选举之前谈话时，由于他预计将输掉这次补选，因此努力表现得漫不经心。斯塔默当时告诉我，疫苗的推出已经成为“过去六个月民意调查结果高低走向的最大决定因素：决定着各党派、领导人的上下台。”（然而目前疫苗的政治效果已慢慢退却，斯塔默的支持率依旧低迷。）这位工党领袖认为应该将最近对工党的不满情绪放在更大的故事背景中，他含糊地解释道：“即从2005年开始至少十余年里，工党就有逐渐脱节的趋势，不断失去曾经传统的强选票。”

当我提出斯塔默是否能够反思工党衰落的根源时，他强调了工党执政多年的两个节点：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斯塔默当时反对这一决定；以及工党未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捍卫其经济总量。  斯塔默认为：“从2010年开始工党就缺乏信心，无法为上届工党政府辩护，但不能将金融危机归因于工党政府的错误。”

但是工党仍存在斯塔默难以强调的其他无法忽略的问题，从该党对移民问题的无效处理，到其指导不力的英国退欧战略（斯塔默在其中扮演了影子内阁英国退欧事务大臣的角色）。因而要了解工党下滑的原因，还需要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其他观察员，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对我直言不讳：“你在近 20 年的慢镜头中目睹了很大一部分工党选民对该党有很大意见情况，选民们并不急于让该党执政。”

法拉奇排斥众多工党选民。而斯塔默在得知这一情况时说道：“我不接受奈杰尔·法拉奇的任何假设。”话虽如此，法拉奇仍占据着党派的前中心席位，与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并居于最具有吸引力的地位，这里面不包含任何工党的人物。对于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来说，工党20年来的衰落是“政治的失败——这并非不可避免或早就注定。我们对此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该党广泛结成的联盟已经瓦解——早在20年前，在工党庆祝其历史性连任的那天晚上就已经开始。

一次险胜

2001年工党赢得的席位比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83年巅峰时期还多15席。但布莱尔的胜利并非如此精彩的：这次选举选民投票率从71%大幅下降至59%。新工党实际上失去了近300万张选票。以至于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选民投票支持工党，这使得布莱尔的当权比重比20世纪任何一位首相都要弱。

不仅如此，议员们也基于这样的类似基础当选。而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即当时布莱尔派经常宣传工党在票数上早已遥遥领先，这情况使得其他选民认为局势早已尘埃落定，由此放弃行使选举权。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布·福特（Rob Ford）称2001年崩溃的工党投票率是政治史上“最被低估的统计数字”之一。对许多工党核心选民来说，这次弃权意味着他们与这个政党决裂的开始。

福特认为，2001年的那次选举实际上是一次危险的征兆。“你知道那次放弃选举的选民们这会正在为保守党投票。”在布莱尔位于达勒姆郡的塞奇菲尔德，7000名工党选民退出了投票团。随后布莱尔依旧轻松获胜。实际上正是在每一次的选举中，工党都在节节败退，逐步失去其基础。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的保守党夺取了这一席位，推翻了布莱尔曾以25000票占据的多数局面。

20年来大大小小的错误让工党失去了诸如塞吉菲尔德等重要席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工党仍旧视其处于政治中心地位。斯塔默的战略总监、长期从事工党民意调查的黛博拉·马丁森（Deborah Mattinson）表示：“除了补选之外，我不记得在1997至2008年间在工党的核心人物举办过焦点小组。”工党没有任何理由目空一切：布莱尔2001年的成功名不副实，这是选民冷漠抵制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工党的根基已经开始瓦解和漂移。

战争之路

工党完全可以在最后时刻避免参与伊拉克战争。布莱尔在唐宁街的重要助手安德鲁·阿多尼斯（Andrew Adonis）记得，2003年3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 在下议院对战争投票的几天前，曾向工党提供了一条难以想象的出路。拉姆斯菲尔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英国“不参与”初始阶段，将采取变通之计。关于入侵的决定，“大楼内部将进行大量辩论。”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救命稻草来得太晚了：几小时后，美国就宣告开战。

图为2001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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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普索莫里公司的一系列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对入侵伊拉克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如果萨达姆·侯赛（Saddam Hussein）被证明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入侵，那么绝大多数人将支持这场战争。但如果两者都没有发生（两者都没有发生），三分之二的选民将持反对票。这次新工党尽管没有表现出公开牺牲，但实际上也没有成功，因为布莱尔——在科索沃（1999年）和塞拉利昂（2000年）成功干预下——认为入侵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在前工党顾问、国会议员和部长埃德·鲍尔斯（Ed Balls）看来，伊拉克确实打击了布莱尔的信誉。道格拉斯·亚历山大（Douglas Alexander）也认为，伊拉克“剥夺了工党国际领域的权威性”。影工党影子司法部长大卫·拉米（David Lammy）评价：“布莱尔因伊拉克战争后耗费了大量精力——付出大量政治资本而鲜有收益。”

图为2003年布莱尔为英军就伊拉克战争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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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至2003年年中，布莱尔的个人支持率从41%暴跌至29%，至今仍未完全恢复。2002年7月，保守党11年以来首次在民意调查中持续领先。由于布莱尔未能说服三分之一的议员同意入侵伊拉克，他随即失去了重塑该党的权力。

正如布莱尔的盟友们渴望注意到的那样，在他只保留2001年66%的选民的基础上，还是赢得了2005年的选举，有另外100万人转向了自由民主党。工党在2005年以35.2%的得票率获胜，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得票率。政治学家约翰·科蒂斯（John Curtice）说：“这通常是一个损失。工党的胜利得益于选举制度。”

为什么工党的支持度一路下滑？部分原因是2004年做出的一项不可逆转的决定，科蒂斯向我描述这一决定是“英国脱欧的绝对基础”。它的影响要比伊拉克战争的后果持续更长的时间。事实证明，这项决定对选举的影响要更为深远。

我们远低估了数字

2005年，在工党庆祝其如履薄冰的第三个任期之际，当时一位年轻博士罗伯·福特（Rob Ford）针对当年大选的“冰山问题”——移民写下一篇文章。1998年到2004年间，英国移民和庇护所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公众对此关键问题的关注度增加了六倍——从 5% 上升到 30%。

福特写道：“由于最担心移民问题的选民没有参与投票，因此这个问题随即为人们所遗忘。”他同时预测：未来最有可能赢得这些选民支持的政党将不是保守党，而是独立党。后者在2005年的投票率为2.2%。十年后，有八分之一的选民支持该党。那些最不关注21世纪移民问题的怀疑论者都隐藏在工党的中心位置上。

2004年，工党做出一个开创性的决定。这个决定导致不仅导致其进一步失去核心位置，同时也推动了英国退出欧盟。当10个东欧国家（“A10”）在那一年加入欧盟时，英国政府选择放弃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实施七年的“过渡性控制，”尽管其他欧洲国家都采取限制措施。

时任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首席财政顾问埃德·鲍尔斯说：“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本以为流动人口规模会很小。而移民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都有福祉。我认为只要移民以公平的方式管理和运行，大部分人都会支持这项政策。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协助大家做好大量难民涌入的准备。”他补充道。布莱尔和外交部认为开放边境会带来外交红利。当时英国内政部预测：英国加入欧盟的十年内，每年约有5000到13000人入境。这一预估与实际相差一个数量级：五年后，80多万A10工人移民到英国。

图为英国青年为移民问题导致就业困难而游行示威

图源中新网

一些机会主义者将移民的焦虑与英国的欧盟身份联系起来。法拉奇就曾说：“自2004年，我就一直对外声称如果能将开放式移民和离开欧盟联系起来，那就是灵丹妙药。”对于那些受法拉奇言论所左右或在经济斗争败下阵来的人，工党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布莱尔在 2005 年的会议演讲中直言不讳地告诉代表们：“我听到一些说法称英国必须停下全球化的脚步并就此进行讨论。你们不妨去辩论一下秋天是否应该在夏天之后。移民工人茁壮而并非拖垮了英国。”总体上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并非如此无懈可击。

对布莱尔来说，劳动力自由流通是全球化的事实。无法将竞争拒之门外，能做的只有去竞争。布莱尔和布朗手下的内阁部长道格拉斯·亚历山大（Douglas Alexander）告诉我，他看到了今天这种想法的局限性，即 “我们倾向于说钢铁工人可以成为一名编码员。但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批评而非邀请。”对于2017年之前担任了20年工党议员的吉塞拉·斯图尔特 （Gisela Stuart）来说，她的政党“在2004年之后陷入了一种境地——任何公开谈论移民问题的人都会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诸如仓库类作业的招聘启事甚至不会在当地张贴，工党无法为这些人发声。真正的问题与其去关注最初的错误引导，不如检讨我们应对错误的方式。”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否则就会恶化。”2001年以来担任工党议员的乔恩·克鲁达斯（Jon Cruddas）表示。但布莱尔主义者的世界观则是未来十份工作中有八份需要学位；英国正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传统产业并不如以往那般重要。工党并不担心失去工人阶级社区。克鲁达斯称在政治上当时的观点即——“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图为2002年至今各党支持率的变动

图源文章网站

神经衰弱

如果工党长期以来的悲剧中有三幕发生在布莱尔执政时期，那么只有一幕可以直接追溯到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正是最有能力和最具破坏性的领导人为工党的垮台承担了最大的责任，而前首相布朗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尽管他提出整顿发展新工党，但毫无首相应具有的明确目标感与领导力。2008年6月，布朗接替布莱尔的一年后，工党的支持率仅为 27%，这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值。

成为首相后不久，布朗本有机会召集选举。事后看来，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对工党有所帮助。2007年秋天，布朗领导下的工党以6票的优势领先，扭转了他上任后所继承的票数劣势。此时，媒体都相信一场选举迫在眉睫，布朗本人却在选举前表现得支吾其词。一个内部民意调查显示工党将失去席位（但保留其多数席位）后退出。这种犹豫不决的局面最终让他从首相位置下台。“这对他来说是一场灾难，当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一个短期民意调查时，布朗试图声称这是众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一位重要助手补充。

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ce）告诉我，布朗这次畏首畏尾的行为不仅对其自身有决定性作用，同时还拯救了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2007年9月，44%的选民支持布朗，只有23%的人支持卡梅伦。卡梅伦的顾问认为他们处于保守党内部反叛的边缘。政党捐赠者和议员回电缓慢，不愿会面。这一切在布朗选举失手后得以改变——卡梅伦的支持率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布朗的支持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

如果布朗召集选举会有三种可能性，且都比发生的情况更可取。第一，工党占据多数席位，避免了2012年末（而不是2010年春季）的另一次选举，这给了工党时间进行英国脱欧；第二，无党派议会的召开让布朗或卡梅伦更加依赖于自由民主党，该党仍由孟席斯·坎贝尔（Menzies Campbell）而非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领导。正如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对我所说的那样：“我们遇到过的任何其他自由民主党领袖（对保守党来说）都会比孟席斯更难对付。”

第三种情况是金融危机前夕保守党获胜，这或许会成为最佳策略。金融危机会削弱保守党对工党使用的最有力的攻击点：你不能相信工党治理经济的能力。

恐怕入不敷出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戈登·布朗虽反应敏捷，但工党很快在政治上遭到谴责。布朗的顾问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告诉我：“首相知道工党的迅速反应‘是给保守党即将选举的一份大礼；’但首相认为这是好政策的代价。

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笔者注：原英国财政大臣）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曾承诺与工党的支出计划保持一致。危机真的发生之时，他却选择谴责那些计划。对议会声称工党“把国家的信用卡透支了，”且未能“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修好屋顶。”事实上，在工党的领导下，英国的净债务从1997年占GDP的37%下降到了2008年经济崩溃前夕的34%。这一统计数字看似无关痛痒，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的债务仅在崩溃发生后才飙升（到2010年大选时达到GDP的64%）。如果工党在2007年就下台，那么在奥斯本的注视下，这笔债务将会增加。

一旦掌权，新的保守党领袖就能够用一个谎言来证明财政紧缩是合理的——工党在 2000 年代严重超支。这一创意来自工党的利亚姆·伯恩（Liam Byrne）于2010 年为他的财政大臣继任者留下的一张“白痴纸条”（“我恐怕账上没钱了”）。实际上，工党在危机中的溃败是监管失败的表现之一，但究其原因是奥斯本在意识形态上也难以说明的问题。就连前大宗商品交易员法拉奇也同意，这次崩盘是“由于市场摆脱了金融业持续了两到三年的一些基本规则，”而不是工党的挥霍无度。

图为利亚姆·伯恩所写的“白痴纸条”

图源谷歌

2010年布朗内政部长艾伦·约翰逊（Alan Johnson）指责道：“奥斯本提出了这些荒谬的论点。”新当选的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则“无所作为。”米利班德和工党2011年影子财政大臣埃德·鲍尔斯（Ed Balls）回忆起当时与僵化的正统观念作斗争的情景：削减开支至关重要。鲍尔斯回忆道：“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与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她对‘工党在政府中的前景’感到寒冷——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早已警告财政紧缩的陷阱。”鲍尔斯还指出，是奥斯本帮助拉加德获得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的职位。

在此后的十年中，即使这种经济正统观念已经转向了左翼，但工党的信誉并未恢复。2010年大选前夕，工党在经济方面落后保守党三个百分点。五年后，它以18%的差距落后，差距仍在拉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党是对的：财政紧缩是不必要的。因为鲍尔斯在 2010 年强烈反对，虽然他2019年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他私下反对紧缩。但无论工党在细节上做得多么正确，该党已经开始站不住脚：卡梅伦在2015年的竞选活动中挥舞着伯恩的笔记；当年的领导人辩论中，米利班德否认工党在政府中超支，听众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是颇具历史意义的一刻。五年过去了，工党想反击为时已晚。艾伦·约翰逊说：“我们对事情的走向负有责任。”

受到联合政府的重创

奥斯本在改叙金融危机时，有一位心甘情愿的副手——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事实证明，这位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加入联合政府的决定对工党来说是致命的。起初，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恩惠。自民党的支持率崩溃，这些选民大多倾向于左翼；直到2011年2月，工党在民调中的得票率跃升至39%，与保守党持平。但鲍尔斯认为，克莱格尝试合法化财政紧缩，允许奥斯本在“国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的幌子下削减开支。

鲍尔斯说：“在2010年大选后的周末，克莱格认为其与保守党合作的唯一理由是促使工党成为进步的敌人——挥霍、不负责任的工党，正是他们使得我们陷入了这场危机。”不久，克莱格学着奥斯本攻击鲍尔斯。2011年1月，这位副首相故意不准确地问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是谁在向布朗耳语？一个接一个的预算，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财政赤字？”

联合政府从来都不是一个既定的目标。克莱格本可以迫使卡梅伦在少数派政府体制下有阻力地执政，或者拒绝以紧缩作为达成协议的代价。黑格（Hague）是联盟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他告诉我他对自由民主党如此轻易地接受削减感到震惊：“他们马上就接受了削减。联合政府的组建‘为保守党大量排毒。’”鲍尔斯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克莱格加入联合政府的方式，是“对英国的中左翼政治难以置信的破坏。”

关于米利班德兄弟

2010年，工党的话题绕不开一位人物：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他以多出六个席位的优势战胜了自己的兄弟成为领导层。他是工党的拯救者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批评者认为，他缺乏罢免首相布朗的勇气；假设他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也缺乏在2010年赢得足够多工党议员认可的魅力。他的魅力可能比布莱尔更接近他的兄弟。

“兄弟，你在哪里？”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和他的兄弟大卫在 2010年的党代会上

图片来源：克里斯托弗弗隆/盖蒂图片社摄

尽管如此，大卫·米利班德可能会有所作为。作为前外交大臣，他是公认的政治家。2015 年的选举已经足够接近胜利，只要一位更出色的候选人可能就会击败卡梅伦；工党在其与SNP结盟的25到30个保守党席位中占据优势。2014年YouGov（笔者注：一民调机构）向选民调查他们最喜欢的总理时，卡梅伦轻松击败埃德·米利班德，却输给他的哥哥大卫·米利班德。

当我于八月与大卫·米利班德谈话时，他明确地分析：工党自2010年以来的道路表明存在“政治法则”。倘若工党打破了这些法则，即“如果你随意丢弃自己的历史记录而不是以史为鉴；如果你把党派观点凌驾于一般观点之上；如果你作为工具媒介时背信弃义，那么你的激进派就会反对你；如果你的领导人厌恶大部分公众（他强调这里指的不是他的兄弟）；如果你固执己见而不是说服，那么真的很难赢。”

大卫·米利班德认为，财政紧缩和联合政府本应为工党助力——“现实情况对我们是更加有利的，Sure Start儿童中心被迫关闭（笔者注：社会组织）；班级规模不断扩大。这些意味着“大社会”模式正在消解。2010至2015年的政府未能完成其核心任务。”

对于在2004至 2010年期间担任过五个内阁职位的艾伦·约翰逊（Alan Johnson）来说，埃德获胜的后果不容小觑。他说：“2010年的选举没有获胜方，我们即使输了这个悬浮议会，但仍有一切可以争取。其实我们（2010年）在苏格兰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这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回归的机会，因为大家始终相信我们作为执政党的身份。相反，五年后工党困难重重，人们对埃德的支持很快不复存在。民意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灾难。”

回顾2010年代，斯塔默隐晦但不可避免地对埃德·米利班德提出否定评价：“真实情况与工党政府2010年记录相去甚远。我们本应公开这些：在工党的领导下，我们大幅减少了班级人数；提高了工作工资金额，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我们向国民保健制度投入了大量资金；犯罪率下降；直到2008年，经济状况一直很好。”

埃德·鲍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工党没有尽可能地拥有自己的政绩记录，那么很难让选民们相信你在未来会做好事。”艾伦·约翰逊却对米利班德领导下盛行的工党历史记录的态度抗拒激愤：“一时之间，我找不到这种方式带来的任何好处。如此一来，难道你让工会领袖对公众说‘看看罗马人为我们做了什么？’”紧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的改革并问道：“难道这样还与保守党政府没什么不同吗？他们现在还这么认为？”

埃德·米利班德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自己确实强调了新工党如何改善国家，从投资公共服务到引入最低工资和新的税收抵免等政策。但是他补充道：“你不会因为做得好而被踢出局，你会因为做得不好而被踢出局。”他在2010年专注于解决新问题“经济疲乏式政治。”并解释称：“是薪资低、就业难以及住房困难让公众自觉被压榨。”

直到2014年，公众对整个工党的不满情绪从经济领域上升至各个领域。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即将在英国边境以北打破，打破了长期以来工党多数派赖以建立的选举磐石。

清除

2010年，工党在苏格兰赢得41个席位。五年后，只赢得一个席位。据苏格兰工党领袖吉姆·墨菲（Jim Murphy）的办公室主任约翰·麦克特南（John McTernan）回忆，二月的一个潮湿夜晚，他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的小镇肖特参与焦点小组。当一名中年男子点头同意解雇米利班德时——麦克特南就知道：“他们选错兄弟了。”他形容工党议员是“向下滑坡的鹅卵石。”一位工党战略研究人员也部分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告诉我2015年工党之所以大败是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埃德（米利班德）担任首相的情形。”

工党在苏格兰的解体有更深的渊源。对于担任了十八年苏格兰议员的道格拉斯·亚历山大（Douglas Alexander）来说，工党在2014年遇到一个无法明确的政治瓶颈期。长期以来为其投票、奠定坚固基础的政党忠诚度多年来一直被不断削弱。亚历山大说：“每一届选举你都会遇到越来越少告诉你‘别担心，孩子，我是工党’的人。”2014年苏格兰公投后，工党再也无法为苏格兰提供的另一种身份——独立，这让更多苏格兰选民的的大失所望。

工党失去苏格兰阵地在2014年之前就有迹可循。约翰·柯蒂斯认为是布莱尔坚持太久，在2007年苏格兰选举中中伤工党；其他人则关注2011年苏格兰大选，当时苏格兰民族党赢得多数迫使举行2014年的公投。但威廉·黑格认为“根本错误”是1998年新工党将权力移交给苏格兰。权力下放非但没有扼杀独立的呼声，反而点燃了导火索。大卫·米利班德否认这种决定论，他强调2010年后工党的弱势：“如果我们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拥有更强大的群众基础，那么我们在苏格兰的问题就不会如此严重。”

工党资深议员玛格丽特·霍奇（Margaret Hodge）说：“一切政治都起源于地方。我们失去了苏格兰，因为我们与当地居民完全脱节。”她于2010年成功捍卫自己的席位，与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和他的英国国家党（BNP）进行抗衡。但亚历山大否认这点，并指出与苏格兰接触率最高的工党议员也在 2015 年落选。对他来说，那个时期的政治极其简单。民族主义公投一旦有“来世——它们像电池酸一样燃烧殆尽那些旧身份和旧附随”。工党在苏格兰接受了这一课。在看似毫无胜算的领导者协调下，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工党显然再次毫无所获。

假象

埃德·米利班德的团队原本希望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却惨遭失败。艾伦·约翰逊形容：“该党受到了创伤。”他记得在选举之夜被告知到时候该如何宣告胜利。相反，正如教授罗伯·福特十年前所预测的那样：苏格兰工党垮台，英国独立党在法拉奇的统治下崛起。在失败的冲击下，米利班德匆忙下台，工党议员竟无意中放弃对该党的控制与权力。

工党议员吉塞拉·斯图尔特回忆起国会议员为了所谓的“平衡”而允许杰里米·科尔宾 (Jeremy Corbyn) 而参选党内领导层投票时说道：“我无言以对。”米利班德大幅削弱议员在领导层选举中的权力，剥夺他们在最终投票中的发言权。尽管议员仍然控制投票。选举的实质是选择该党能够包容的候选人，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有36名议员支持科尔宾（需要35人），而很少有人希望他获胜。由于工党即将面临英国脱欧这一棘手的窘境，因此在这一最糟糕的时机挑选了一位无法领导该党的领袖。

科尔宾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支持者，他们有资格根据米利班德批准的骑士规则投票。艾伦·约翰逊说：“人们是从那些排斥政党的组织中加入的。”威廉·黑格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科尔宾对工党产生致命一击的人。但提名他的乔恩·克鲁达斯 （Jon Cruddas）有着不同的看法，他称科尔宾是“必须明确的是，唯一一个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人。” 2015年，党的活力全部来源于左翼。新工党的光辉一去不返。科尔宾轻松战胜了一群沉默，甚至毫无能力可言的候选人。

上任一年内，科尔宾的支持率愈来愈低，已经降至25%。工党议员也为换掉他投不信任票。2017 年春季，特蕾莎·梅为寻求资本化号召在6月举行临时大选，保守党以13票领先。到5月中旬，当科尔宾发布工党宣言时，领先优势并没有下降。工党的毁灭似乎迫在眉睫。

三周后，工党却在普选中仅以 2.4 个百分点的劣势败阵。这使得各位观察家感到震惊，差距超过了当时的民意调查。科尔宾甚至可能赢得稍晚一些的选举。（工党在最近一个月内的民意调查中领先，就像这之后一年内的大部分时间一样）。科尔宾的主要顾问詹姆斯·施奈德（James Schneider）认为这归功于工党之前的大胆承诺：取消学费、将铁路重新国有化、通过向公司和富人征税扭转财政紧缩。他告诉我：“这些政策在媒体和政治界中引起的愤慨与激昂促成了该普选结果的出现。”

施耐德还提到工党2017年的口号：“这不仅是为了多数人，更不是为了那部分少数人”——目的是利用“反对民粹主义。”法拉奇认为科尔宾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或者是民粹主义的同路人。他告诉我：“他做了我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以米利班德永远做不到的方式为那些‘落后者’说话。”

许多工党内部人士表示，2017年的竞选结果是一种反常现象。科尔宾暂时将工党两个敌对的脱欧队伍团结在一起，同时赢得了不满的绿党和抗议选民。保守党的竞选活动是灾难性的，梅毫无领导力。科尔宾表现出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大卫·米利班德说：“如果大部分选民想到我们真的会获胜，我想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投我们。”

但对一些成员来说，2017年不是侥幸而是一次路线指引。斯塔默影子内阁的一位主要成员对我说，这是工党20年来垮台的一个重大“难以忽视的事实”：该党脱离新工党的那一刻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

不幸的是，科尔宾的最终收获的只有工党竞选失败这一结果。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前，甚至连斯塔默在讨论2017年时也犯了错误——最初称科尔宾的竞选活动是“成功”的。事实上，只有在工党自身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选举算得上成功。科尔宾的狭隘而大胆的发言产生了微妙且严重的后果。该党在其主要城市据点赢得了选票，但最终赢得的席位比保守党少了55席，差距大于2010年那次选举。工党目前存在一个严重的结构性弱点：主要支持来自于城市和大学城。2017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灾难虽已避免，但是能持续多久？

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在布莱顿举行的最后一次党内会议上发表讲话

图源赫芬顿邮报官网

因脱欧而崩盘

工党二十年来衰落所触发的结果就是，最后因致命一击而停摆。尽管科尔宾在政治上的空洞与在处理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无能给工党蒙上了很长的阴影，但工党仍有机会逃脱命运。如果科尔宾在2019年3月知道如何领导，那么工党现在可能已经掌权了。

2019年，工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支持梅的脱欧协议，要么听从第二次公投的要求。一位科尔宾的助手回忆2018年圣诞节道：“当我们回到议会时，只能被迫参与人民投票运动。”那些想要再来一次的人毫无悔改之意。安德鲁·阿多尼斯（Andrew Adonis）告诉我：“问题不是出在要求举行第二次全民公决，而是未能成功举办。”他为此责备科尔宾。罗伯·福特对此并不信服：“为什么我们没有举行第二次全民公决？很简单，因为没有足够的选票。大多数议员不会支持再来一次的。”

科尔宾的团队擅长推卸责任。他们称，当时的工党领袖长期以来一直被怀疑是未公开的脱欧派。他“因为反民主政策而永远不会成为令人信服的领导者。”在他们看来，第二次公投不仅不可能通过，而且在未来的任何选举中都可能中伤工党。在科尔宾的领导下，该党无法用离开工党者换取保守党的留守者。詹姆斯·施奈德说：“保守党留守者对英国脱欧的憎恨远远少于他们对杰里米的憎恨。你的计划将不得不变得畏首畏尾[为了适应他们]，这将徒劳无功。因为我们确实威胁到了资本家的利益。”

那么为什么不支持梅的交易呢？或许这是该党最后的希望所在。法拉奇和黑格都告诉我，如果工党支持梅，保守党将遭受长期的损失。法拉奇说：“如果梅的协议得以通过，那么大量斯巴达人（最激烈的保守党脱欧派）很有可能会与我们站在一起。”黑格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这项协议很可能“改变”工党的近况。梅的团队考虑工党倾向于支持他们。然而，斯塔默作为影子脱欧大臣在抵制协议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乔恩·克鲁达斯（Jon Cruddas）对工党未能尊重公投并分裂右翼感到遗憾。并称：“科尔宾‘没有权力’组织该党。”施耐德同样对工党的结局感到遗憾：“2017年我们就说，‘投票箱可能会带来重大变化：你投票离开，现在投票支持社会民主；’2019年，我们说，‘投票箱可能带来重大变化，但不会像你三年前那样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当我问起斯塔默工党是否应该支持梅的交易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不。准确反映这一历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工党对公投的态度是主张与欧盟达成一项紧密的经济协议。我们必须主张这一点。而梅的协议没有提供。这里的过错完全在于特里萨·梅。”但无论归因于谁，后果都由工党承担。

科尔宾试图将脱欧的最终决定权留给选民，试图拥抱其政党的两翼

图源金边邮报官网

自 2019 年大选以来，一场流行病重塑整个世界。用首相自己的话来看待目前的形势，即约翰逊政府“获得了双重荣誉，成为死亡人数最多和经济受打击最大的欧洲国家。” 保守党却依旧领先工党 4 票，而约翰逊领先斯塔默10票。

斯塔默整个夏天蓄势待发，承诺他将作出思想上的转变。他能试图扭转工党的衰落吗？他说：“将领导党内进行“文化变革。我们必须摆脱过去十年的分裂，真正回到团结[和]同理心的工党核心价值观。斯塔默承认工党需要由内而外的转变，将目光和关注度放在选民而非内部勾心斗角上——这是工党过去20年来的最深刻的教训。

然而，选民们千差万别，不可能迎合所有声音与批评。也许工党应该面对更为重要紧迫的教训：工党只有一位出生于上世纪的领袖赢得了选举；工党对英国脱欧的处理是灾难性的；工党20年来没有为政府制定一项引人注目的卓越计划——我们甚至无从得知斯塔默是否清楚这项计划是什么样的。

过去曾帮助工党掌权的人也相应强调了其他问题。大卫·米利班德说：“工党人忘记了胜利有多难。”1990年代工党的道格拉斯·亚历山大说：“我们应致力于寻找皈依者，而不是时刻追捕叛徒。”这种精神对今天的许多政治活动家来说都是陌生的。埃德·鲍尔斯说：“拥有强大的党员或‘变革运动’都是有利于政党的，但如果不是一个共赢和平的局面，我们还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反对和说服。”大卫·拉米则认为，任何变革都必须了解“国家的声音和实际需求。”保守党则具有可塑性，始终保持推陈出新。这是工党一直试图达到但依旧缺乏的品质。”

这些思想斗争与反省至关重要，因工党仍然是英国唯一能够替代保守党的执政党。该党的失利——历经20年的下坡路、目前动荡的局势以及未来的虚无缥缈——都让我们所有人大失所望。     

文章来源：

Harry Lambert，Labour’s lost future: the inside story of a 20- year collapse， the New Statesman, 9/1,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labour/2021/09/labours-lost-future-the-inside-story-of-a-20-year-collapse

译者介绍

马尚玉，法律硕士，法意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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